中西文化的差異，主要表現(xiàn)形式為：一是思維方式的不同，西方人一般都是具體的，理性的的，一就是一，近似于線性的，也就直接的，就事論事的，較為客觀的，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邏輯思維。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一般是形象的，思辯的，相對而辯證的，即舉一反三，這與佛教文化的融匯有關。也就是形象思維多于邏輯思維。

二是價值判斷不同，西方人講求個體，注重自我價值作用。即使身邊發(fā)生了什么事，只要與本人無關，結果如何？是不甚關心的。中國人講求家國天下，不論貧富貴賤均需講求，注重家國大事。為什么中國普通百姓，哪怕大字不識一個，也喜歡關心，評判國家，世界大事？這是一種傳統(tǒng)，亦為民族特質。

第三，中國文化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具有極強兼容性，倘若沒有這一點，就不會源源不斷地延續(xù)了五千多年。西方文化缺乏的就是這一特征。

錢穆從文化本位的角度上說了這么一句話:“文化異，斯學求亦異”，因此，筆者就此談談中西方文學上的差異。

在清代至民國時期，文學界有個非常著名的詞叫“西學東漸”。彼時以華人、留華洋人、書籍等介質，傳播了關于西方的各類學科以入中國，并對當時的學術思想等方面造成了極為動蕩的沖擊，這個時間段可以說是近代文學的奠基時期。

自然，有差異才有東、西之文學沖擊。但要完全闡述這個差異為何，并不是一文之紙能說清楚的，這里就泛而談之罷。

東西學問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宏、微之別。

中國舊學的基礎就是經(jīng)、史、子、集。以儒學為基礎（經(jīng)），史學為脈絡，而子、集則是附帶知識。而且中國文學一直一來都慣以“一言放之四海皆準”的理論，妄圖用一句話來解釋所有的變化，諸如孔子云、荀子云。因此，很多東西都是非常模糊不清的，似乎此說可以，另說也通。最為典型的就是諸如各家的書經(jīng)箋注，譬如一部《春秋》，有《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一首詩詞亦有各種模糊的定義-----在這種情況下，考據(jù)、目錄之類的學科之發(fā)展是難有寸進的。

反觀西學則迥異于東方，十分講究系統(tǒng)的分門別類，而不類于舊學的“一鍋端”。而且對于每個學科，都承認并重視其地位，也有相對應的標準，諸如經(jīng)濟學、社會學、工程學、植物學等等。

最后稍稍提一句，也是很無奈的一句，即“現(xiàn)代文學已無從談起獨特性”。

自西學東漸以降，舊學的知識結構被顛覆，以至于很多文學理論都不能稱得上是“中國文學理論”，更多的卻是“東拼西借”的“專有名詞”、甚至是生硬的用西學來“套在”舊學之上。

因此，在舊學不適用，新學不穩(wěn)定的當下。現(xiàn)代文學是處在隨著西學亦步亦趨的學習階段。

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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