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為什么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很多青年人并不了解， 如何通俗簡單介紹日本歷史？

樓主犯一個先入為主的問題，你身邊的人是這樣，而不是別人身邊的人就是這樣。我說說我自己吧，我的大學同學很少聽到他們說到歷史即使談到也只是高中那些淺顯的歷史，更不要談對什么戰(zhàn)國了！談談我自己吧，我很喜歡歷史，前一段時間看的《大秦帝國》才對，才對春秋戰(zhàn)國有興趣，我都是跟著自己的興趣來選擇看哪些歷史，而日本的戰(zhàn)國我是真的沒看過，對里面有些重要的人物都是因為和中國軍隊戰(zhàn)斗過才有所了解，我很少看國外的歷史大部分都是從我們的歷史書里學到的，而樓主所說的周邊的人對日本戰(zhàn)國的了解多于我國的春秋戰(zhàn)國，在我看來有其合理處！

1.中國有二千多年歷史，有很多個朝代，不可能每個都很了解，而反觀日本有多少年歷史拿的出手不過就是戰(zhàn)國時期，我們想了解日本歷史，大多都了解戰(zhàn)國了，這都怪我咯，如果你和周邊的人討論美國歷史，我想他們也會比我國的春秋戰(zhàn)國了解的多，因為美國就二百多年歷史，獨立戰(zhàn)爭和南北戰(zhàn)爭！

2.我們不要隨便的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現(xiàn)在我們的民族很自卑，所以我們的心里很脆弱，你們所說的原因可能也有我想不是主因，我想只要稍微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我們的祖先多牛逼，我們不能躺在先人的功勞簿上，四大名著，四大發(fā)明天天說！

以史為鑒，尊重每一個人的興趣，不要學習個歷史也要上升到愛不愛國的層度，不要道德綁架！

如何通俗簡單介紹日本歷史？

根據(jù)目前的考古發(fā)現(xiàn)：如今日本出土最古老的人類化石距今已有十萬年左右的歷史，也就是說那時的日本已有人類活動，然而那時的日本還不是孤懸海外的島嶼——當時的日本是與亞洲大陸相連的，實際上當時的日本只是亞歐大陸向外延伸的一個半島而已。正因為如此航海技術相對有限的原始人類可以較為容易地遷徙到當時的日本，與此同時包括狼群在內的其它覓食動物大約也在同一時期進入了當時還是一個半島的日本。大約在1萬年前左右地殼運動導致的海平面上升使現(xiàn)在的日本島嶼從亞洲大陸分離出去，生活在島上的人和動物不得不在一種相對封閉的環(huán)境下繼續(xù)進化演變。種種跡象表明：這時生活在日本列島的人群已開始將狼馴化為狗，從而開啟了狩獵文明。這時他們還沒掌握耕種土地的技術，而只能對野生自然狀態(tài)下的果實進行簡單的原始采集農業(yè)，由此開啟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文明時代——繩紋時代。繩紋時代生活在日本列島的居民并非今天日本的主體民族和族，而是如今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依努人，事實上他們才是日本最早的主人，但他們就像美洲印第安人面對白人移民一樣，被后來遷入日本群島的和族逐漸排擠。在十七至十八世紀阿伊努族大部分被消滅或同化，如今只剩兩萬多人，大部分移住在北海道島中部和北部的日高、旭川、釧路等地，少數(shù)遠移庫頁島和千島群島一帶，也有一部分散居在本州的一些地方。目前僅有北海道少數(shù)幾個阿依努族村莊還保持著自己的民族傳統(tǒng)，散居本州的大多已被和族同化。

作為如今日本主體民族的和族的祖先是由亞歐大陸陸續(xù)遷徙而來的移民：中國淮河下游及長江下游地區(qū)的漢族移民、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島的馬來人、中南半島的印支人及古代朝鮮人陸續(xù)登上這個位于東亞盡頭的列島。大約兩千多年前日本列島上尚未形成統(tǒng)一的國家，而是分布著大大小小三十余國，盡管說是國家，其實處于由原始部落向國家過渡時期。在這三十余國中有一個叫倭奴國的和鄰國犬奴國有爭執(zhí)，為尋求外援倭奴國向? ?時的東漢王朝遣使，被漢光武帝冊封為漢倭奴國王。此后東亞各國的史籍中多稱日本為倭國。此時日本正處于由原始部族向國家形態(tài)過渡階段，并無文字記載本民族歷史。關于這一時期日本列島的歷史散見于《漢書》、《三國志》等中國史籍。受制于當時落后的航海條件，中國方面不可能對日本列島發(fā)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自倭奴國遣使?jié)h朝后整個東漢王朝再無對日本列島的記載。直到曹魏時期日本列島上的邪馬臺王國遣使曹魏，魏帝曹睿賜予邪馬臺女王卑彌呼以刻有“親魏倭王”的紫綬金印一枚，包括銅鏡百枚在內的禮物若干。這一時期來自亞洲大陸的移民仍源源不斷涌入日本——公元815年日本朝廷編寫了整個日本統(tǒng)治階層的姓氏：1182個統(tǒng)治階級姓氏宗族里205個來自中國（包括高句麗姓氏41個），154個來自朝鮮半島（百濟104個、新羅9個）。

與此同時水稻種植技術也開始在日本日益普及——西元前3世紀以后水稻迅速在日本列島傳播開來。日本是多山地，少平原的國家。在原始社會落后的交通條件下這種地緣環(huán)境成為限制各部族交流的天然屏障，整個日本列島被切割為幾乎大小差不多的地緣板塊，而每一板塊的生產力都差不多，這意味著生活在不同板塊上的不同部族所能生產的糧食以及這些糧食供養(yǎng)的士兵都是差不多的，誰也不具備統(tǒng)一日本的實力。然而中華文明的傳播打破了這一狀態(tài)：最早受到中華文明影響的九州地區(qū)由于掌握了水稻種植和新式農具，糧食產量出現(xiàn)了質的飛躍，盡管這一飛躍在雜交水稻都已誕生的今天看來簡直可以忽略不計，但在當時就使得九州地區(qū)的部族比起四國、關西、關東等地的部族具有極大的優(yōu)勢。從中國大陸遷徙來的移民不僅帶來了新式農具，同樣帶來了新式兵器——秦漢時期的中國已開始大規(guī)模列裝鐵制兵器，而日本連青銅冶煉技術都尚未掌握，絕大多數(shù)部族使用的還是原始社會的木制、骨制等兵器，當他們面對率先掌握了中國技術的九州部族時劣勢是明顯的。由于九州地區(qū)率先掌握了更為先進的中國技術，其他地區(qū)如若不想被九州地區(qū)崛起的倭奴國、邪馬臺國吞并，唯一的出路就是學習掌握這種先進技術。于是日本列島開啟了第一輪效仿華夏文明的高潮。在這一輪學習華夏文明的高潮中最終勝出的是本州中部的大和國——5世紀初實力強大的大和國家征服各部，建立起日本列島第一個統(tǒng)一國家政權。

公元646年正月大和朝廷正式頒布《改新詔書》，這實際上是日本試圖以中國大唐王朝為模板打造一個中央集權的律令制國家的嘗試。在此之前日本實際上是由原始部落形態(tài)向較為成熟的國家形態(tài)過渡，以蘇我氏為首的各部落氏族首領擁有極大的權力。大化改新后日本效仿大唐培養(yǎng)了一個職業(yè)官僚階層以代替以前的各氏族首領，建立起三省六部的中央集權制度。然而日本畢竟不是唐帝國——大化改新時日本的氏族貴族勢力仍相當強大，以致于他們與生俱來的驕傲與光榮即使在皇權面前也能光芒四射。如果將國家比喻為一家公司的話：那么日本的貴族階層就是這個國家的集體股東，天皇只是世襲的貴族領袖，遠未達到中國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程度。當時的日本為強化中央集權也借鑒了中國的科舉制度——試圖以此打破森嚴的階級壁壘，通過引入在朝中沒任何根基背景的庶民百姓人家的子弟實現(xiàn)制衡世家貴族的目的，從而強化中央集權。事實上日本是東亞漢字文化圈國家中最早引入中國科舉制的國家：朝鮮半島的科舉始于高麗光宗九年（958年），越南的科舉制度始于李朝仁宗太寧元年（1075年），而 日本則于大寶元年（701年）確立貢舉制度分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四科和醫(yī)、針二科。由此可見日本引入中國科舉制早于朝鮮半島257年、早于越南374年，然而當朝鮮半島和越南的科舉制日益完善成熟之時日本的科舉制卻早已被廢除，以致于現(xiàn)在有的說法聲稱：日本學習大唐文明之時沒學習科舉制。實際上日本是借鑒過中國科舉制的，只是后來沒能堅持下去。日本科舉制的廢除恰恰反映了日本中央集權的乏力——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強調出身門第的世襲社會。在中國盡管也存在門第高低之分，但也一直強調英雄莫問出處，尤其是隋唐以后的科舉制為底層人士的晉升提供了一條現(xiàn)實的路徑。然而日本長期以來事實上就是一個世襲制社會：在漫長的日本古代史中由底層攀登高位著就只有豐臣秀吉一人而已。進入公元10世紀以后日本皇室的權力日漸被身為外戚的藤原家族架空，日本歷史進入以藤原家為核心的攝關政治時期。

所謂攝關政治是指由藤原家世代承襲攝政之職。這一時期天皇廢立、國政大事無不出自藤原家，地方領主也紛紛寄進。攝關對天皇來說等于將政權拱手相讓，天皇自然不甘心此種局面，于是天皇發(fā)明了院政與之抗衡：院政始于白河天皇時期——白河天皇在位13年，他于1086年主動退位，傳位給太子崛河天皇，新天皇當時只有8歲，白河天皇退位后就出家為僧，成為法皇。法皇以太上皇的身份設立院廳繼續(xù)執(zhí)政——由于在此前的孝謙天皇到桓武天皇時期以藤原家為首的世家貴族勢力和寺院僧侶勢力長期爭斗，而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后為打擊佛教勢力對朝政的干預重新提拔重用藤原家，可時過境遷之后藤原家開始尾大不掉，于是白河天皇此舉實際上是皇室和寺院僧侶勢力結盟對抗以藤原家為首的世家貴族。由法皇親自輔佐新天皇也避免了藤原家利用天皇年幼之機專擅朝政。此后鳥羽和后白河天皇也仿效此舉，于是日本政壇出現(xiàn)了攝關和院政博弈的局面。正是攝關與院政的博弈交鋒為當時新興的武士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創(chuàng)造了條件。大化改新后的日本效法大唐的均田制而制定自己的土地制度，其基礎建立在公地公民的經濟關系上——土地公有，國家按“班田收授法”分給公民口分田，公民則必須向國家交納租、庸、調，并為國家服役。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無主荒地被開墾出來。奈良時期實行的“三世一身法”和“墾田永年私財法”實際上意味著朝廷對土地私有化的承認。新興的私田地主出于免稅和尋求庇護的考慮往往將土地所有權名義上捐獻給皇室、貴族或寺社，因為這些特權階層享有免稅特權，如此一來形成了大量世家貴族名下的寄進制莊園。隨著寄進制莊園的大量涌現(xiàn)，貴族們實際并沒足夠的精力打理自己名下的所有莊園土地，于是就任命那些開發(fā)土地的原主為莊官，負責實際管理和經營土地，自己收租即可，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土地名義所有權和實際管理權的分離。后來日本為限制土地私有，又推行了知行國制：授予部分貴族特定國的國司推薦權，并給予公領地的收益，是為“知行國”，國司原本為律令制下管理地方的行政官員，至此而一變?yōu)楣I的受領者。國司進一步將土地經營權和行政權分給鄉(xiāng)司、惣司、保司實際執(zhí)掌。莊園和公領由于互相爭奪土地資源而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事實上無論是莊園還是公領都出現(xiàn)了名義擁有權和實際經營權的分離，形成了日本特有的莊園公領制。在這種制度下原本律令制的班田和租庸調制崩潰了。擔任國司和莊官的人都要承擔向中央或領主交納稅收的義務，為了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 ，他們將領地內的部分人武裝起來，同時朝廷出于安定地方社會治安的需要，也把捕盜、征稅等權力下放給國司，形成了“國衙軍制”。因此地方的國司和莊官逐漸演變?yōu)檐娛沦F族，武士集團形成了。

到11世紀武士階級利用攝關與院政博弈所帶來的機遇左右逢源，逐漸發(fā)展成為日本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并被分割為兩大集團：桓武天皇的后裔桓武平氏和清和天皇的后裔清和源氏。兩大集團開始了爭奪政權的斗爭，經過長期的斗爭后平氏家族在其領袖平清盛的帶領下?lián)魯≡词?，成為日本實際上的統(tǒng)治者。平清盛生于元永元年（1118年），是桓武平氏領袖平忠盛的嫡子，至于平清盛的母親通常認為是祇園女御（但也有說法認為不是）。祇園女御本是白河天皇寵妃，日本的古典名著《平家物語》甚至認為：平清盛的母親是在懷有白河天皇之子后才被賜與平忠盛，因此也有平清盛其實是白河天皇私生子的說法。平清盛在大治四年（1129年）被授予從五位下左兵衛(wèi)佐的官職。久安二年（1146年）平忠盛因為討伐海盜有功升任刑部卿，平清盛則接任其父原有的官位從四位下中務少輔兼安藝守。這一役并且讓平家掌握了瀨戶內海的制海權此一莫大利益。之后平清盛與父親一同致力于擴大在西日本的勢力，同時開始信奉位于宮島的嚴島神社之神祇。仁平三年（1153年）平忠盛去世后接班人平清盛開始成為京都伊勢平氏一族的領袖。保元元年（1156年）七月十一日平清盛在保元之亂中與源義朝聯(lián)合支持后白河天皇并獲得最終的勝利，因而贏得后白河天皇的信賴，于是升任播磨守及大宰大貳。然而此后清盛與藤原通憲（信西）聯(lián)手擴張其權力的企圖讓藤原信賴與源義朝大為不滿，兩人于是舉兵對抗之。這就是發(fā)生于平治元年（1159年）爆發(fā)的的平治之亂。源義朝乘平氏家族離開京城參拜神社之機，聯(lián)合藤原信賴拘禁上皇和二條天皇。在外的平清盛聞訊，立刻趕回京城，擊敗源義朝，誅殺藤原信賴，源義朝在逃至尾張時被手下殺死，以源義朝長子源義平為首的許多源氏族人均被處死，也被捕的義朝三男源賴朝則被處以流放至伊豆國之刑罰。自此平清盛打下了武家政權的基礎。

平清盛雖然貴為日本實際上的統(tǒng)治者，然而從一開始他就沒能真正控制全日本——畢竟隨著土地私有制的發(fā)展，各家武士團其實是聽命于自家主公的，誰管京都朝廷到底是天皇或是平清盛實際執(zhí)政呢？平清盛其實也不能對各地武士團直接發(fā)號施令——不僅他不能，后來的歷代幕府將軍也不能，說白了所謂的幕府將軍只是日本眾多諸侯大名中最強勢的那一個，可以憑借強大的實力壓制地方勢力，但卻不能直接干預地方事務。正是基于這樣的客觀現(xiàn)實，平清盛并未將被自己打敗的源氏家族趕盡殺絕，而是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這意味著那些主動順服于平家的源氏領主可以在平家的庇護之下保住自己的封地。對于源氏家族中那些和本宗關系較為疏離的支系網(wǎng)開一面進行拉攏倒還可以理解，不過平清盛居然還放過了自己最大的政敵源氏領袖源義朝的兩個兒子：源瀨朝和源義經。放過源義經的原因是平清盛在消滅源義朝后納源義朝的側室常盤為妾，也許是因為愛屋及烏而對源義經網(wǎng)開一面吧。至于源瀨朝卻是因為平清盛的繼母因為覺得其與自己過世的兒子相似而被放過。1185年源賴朝在消滅平家以及源氏內部的反對勢力后開創(chuàng)了鐮倉幕府政權。平清盛是從武士身份起家而積極向朝廷貴族靠攏的——他其實和中國歷史上的歷代權臣一樣是在朝廷內部挾天子以令諸侯，然而源賴朝卻是在天皇朝廷之外另行建立幕府? ?權，日本由此進入到天皇朝廷和幕府政權的二元權力格局時期。幕府其實說白了就是憑借武力建立的軍政府，當時的日本并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而是分成大大小小的藩國，各藩國由不同的諸侯大名統(tǒng)治。幕府從本質上而言：其實也是一介諸侯大名，只不過是所有諸侯大名中實力最強大的那一個——是普通大名和日本天皇之間的一個中間人：對上要效忠天皇；對下管理各個普通的大名。幕府的權力就理論上而言來自于尊皇，在名義上幕府也承認天皇是日本的最高主宰，而自己是天皇的臣子。不過理論歸理論，實際上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日本歷史上改朝換代的現(xiàn)象是存在的，只不過更迭的都是幕府——自幕府制度誕生之日起日本一共經歷了鐮倉、室町、德川三任幕府的統(tǒng)治，不過無論這些幕府將軍如何更替，一直還是比較尊重日本皇室。根本原因是：日本特殊的政體——天皇并不干涉幕府的利益斗爭，對幕府也沒有什么威脅；而幕府將軍只是實力更強的大名，沒必得罪皇室，招致其它大名的聯(lián)合反對。事實上整個幕府時代天皇都近似于傀儡，幕府政權成為日本實際上的權力中心。

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了日本歷史上最后一代幕府政權——德川幕府。自公元10世紀武士階級登上日本歷史舞臺以來的日本歷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持續(xù)不斷的戰(zhàn)爭史，然而在1615年的大阪之陣后德川幕府卻開創(chuàng)了日本古代史上少有的二百余年天下承平局面。這一時期德川幕府在總結之前歷代政權的經驗教訓后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國家管理制度：在地方管理模式上德川幕府延續(xù)了以往的幕藩體制即幕府作為中央政府存在，允許地方各藩維持半獨立狀態(tài)。但藩與藩是不同的：主要分為與德川家族有血緣關系的親藩、由德川家臣統(tǒng)治的譜代藩和德川幕府建立前的原藩主繼續(xù)統(tǒng)領的外樣藩。在權力分配上大領地和高俸祿被賜予外樣藩，但外樣藩主不得擔任幕府官職，也就是說外樣藩主享受大領地和高俸祿，但處于政治上無權的地位，類似于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以高官厚祿籠絡其交出實權。譜代藩則往往授予政治上重要的實職，但不享受高俸祿，如此一來即使有心反抗德川家，外樣藩主沒權力，有權力的譜代藩則缺乏足夠的金錢和兵力。除了利用外樣、譜代、親藩相互牽制外，在京都以及人口多、盛產戰(zhàn)略資源的重要地區(qū)不設藩，由幕府直轄，稱之為天領，在當?shù)卦O立直接聽命于幕府的代官，京都的代官稱為京都所司代，負責監(jiān)視天皇朝廷和關西諸侯。幕府在經濟上掌握了占當時全國糧食總產量1/4的富饒的土地，和大阪、京都、江戶等重要城市以及主要的礦山，還壟斷了金、銀、錢三種貨幣的鑄造權。在軍事上幕府控制之下的直屬武士旗本、御家人以及旗本的陪臣，號稱“旗本八萬旗”。相對于各藩在軍事力量上占絕對優(yōu)勢。德川幕府還制定了參覲交代制度——就是要求地方藩主半年住在幕府所在地江戶，半年住在自己的封地。藩主們住在江戶的半年實際上和自家的人質一樣處于幕府監(jiān)控之下，而頻繁往返于封地與江戶之間則耗費了藩主們大量財力和精力，大大降低了地方藩主叛亂的可能性。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和中國的社會結構具有一定相似性：國民被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所不同的是中國的士指的是文士，因為中國是一個有悠久的文官政治傳統(tǒng)的國家；而日本的士指的是武士，因為日本長期以來就是由武士階層開創(chuàng)的幕府在實際統(tǒng)治。其實在商之下還有兩個階層：一個叫穢多——就是非常臟的意思；還有一個叫非人——干脆就不當人看了。盡管農民階級受 到武士階級的統(tǒng)治，不過他們并不是完全逆來順受的主。本來德川幕府的法令是禁止農民遷徙的，可在現(xiàn)實中因為躲避災荒和苛捐雜稅而自發(fā)的遷徙卻是始終無法禁止的，事實上日本歷史上也爆發(fā)過反抗幕府統(tǒng)治的農民起義。在長期的天下承平局面之下商業(yè)和城市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一時間日本出現(xiàn)了舉世罕見的農民進城和城市化現(xiàn)象：1720年江戶的人口已達到100萬人，而清朝的首都北京在75年后才達到74萬，直到光緒年間才達到108萬。作為一個人口接近4億的大國的首都人口還不如3000萬人口的日本。除了江戶之外日本的大阪也有38萬人口、京都有34萬，而英國倫敦同期的人口為70萬，也不如日本的江戶大。1700年日本有5-6%的人住在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而同期的歐洲只為2%，如果算上人口1萬以上的城鎮(zhèn)，那么日本的城市化率則達到10%，而同期的清朝僅為6.9%。幕府制定參覲交代制度的初衷是為了削弱地方藩主的實力，然而無形之中這也大大促進了商業(yè)的發(fā)展：幕府出于讓諸侯大名們在路上耗費人力物力財力的目的而大力發(fā)展諸侯往返途中的商業(yè)貿易，希望諸侯們在沿途花的錢越多越好。事實上在明治維新之前大阪就已形成大米期貨市場，這是全世界最早的期貨市場。德川幕府時代末期日本的教育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并且形式多種多樣：日本當時的公立學校叫學問所，主要教授中國古代的哲學和文學研究，還教民間小孩們識字。地方上的各個藩也有自己的學校，藩校設立的最初目的是培養(yǎng)武士階層的文化水平——當時日本的軍隊系統(tǒng)實際由武士構成，包括部隊的文書、會計等文職工作也一概由武士擔任，這就要求武士必須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質。事實上在明治維新之前一些思想較為開放進步的藩校就已經開始增設外語、軍事、工程學等學科。1850年的日本男孩識字率為45%上下，女孩為13%左右，總識字率不僅超過了當時的清朝，也超過了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學生學習的內容除了儒家經典，還會學習《商業(yè)指導》、《百商教程》等使用技術。通過學習，學生能夠聽懂官方文告，學會開具發(fā)票、記明細賬、閱讀農學手冊等。除了學問所和藩校之外，日本還有民間學塾和寺子屋——民間學塾主要是一些學者自己開辦的學校，傳播儒學、國學，后來轉而教授外語和技術。學生也不僅僅局限于武士階層的子弟。江戶幕府末期和明治維新時期的高杉晉作、伊藤博文、福澤諭吉等風流人物都畢業(yè)于民間學塾。寺子屋則是進行兒童教育的民間學校，從城市到鄉(xiāng)村寺子屋隨處可見。據(jù)《日本教育史資料》統(tǒng)計：19世紀初登記在冊的寺子屋就已有16560家，到明治維新前夕算上沒有登記的非正規(guī)寺子屋已達到7萬家之巨。

1841年幕府在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主持下實行天保改革，表面上看這次改革和之前中、日等東方國家傳統(tǒng)意義上的改革沒多大區(qū)別，似乎完全不能和近代化掛鉤，然而實際上這次改革是幕府在仔細分析了自前一年爆發(fā)的中英鴉片戰(zhàn)爭后為挽救自身統(tǒng)治危機為采取的應急手段。改革的要點內容大致如下：①鞏固幕藩領主制經濟基礎,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強迫外流的農民返鄉(xiāng)，嚴格限定農民外出做工期限，嚴禁農民從事副業(yè)生產。② 抑制物價上漲,實行公定價格，禁止奢侈，矯正風俗，嚴格限制城鄉(xiāng)人民生活，并且解散“株仲間”（同業(yè)公會），以廢除其對商品的壟斷權，實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戶商品進貨量。③為增強幕府經濟實力,穩(wěn)定財政收入,1843 年9月發(fā)布《上知令》（封地調換令），宣布將江戶城周圍10（日）里、大阪城周圍 4（日）里范圍內的大名? ??旗本領地收作幕府直轄領地。④為避免重蹈中國清朝在鴉片戰(zhàn)爭中慘敗的覆轍,緩和同西歐列強的緊張關系,幕府撤銷1825年的《異國船驅逐令》，發(fā)布《燃料淡水供給令》，只要外國船只有求，就可以供應燃料、淡水和食品。⑤實行富國強兵策，加強對江戶灣等戰(zhàn)略要地的警備，以鞏固海防。幕府的對內改革措施實質在于抑制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維護和加強封建領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反而導致經濟混亂，引起社會各階層的不滿。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臺，改革失敗。在幕府改革前后地方藩主大名們也進行了改革，這其中以薩摩藩的改革最為典型：薩摩藩改革前負債累累，出身下級武士的家老調所廣鄉(xiāng)1827年上臺后，以賴帳的辦法實際上取消了對三都（江戶、大阪、京都）大商人的債務關系。為增加財政收入，致力于引進先進農業(yè)技術以提高產量，發(fā)展商品經濟，實行紅糖藩營專賣制度。軍事上采用洋式炮術，制造槍炮、火藥。其改革為以后藩主島津齊彬實行殖產興業(yè)、充實洋式軍備的政策開拓了道路。在長州藩，主持藩政改革的村田清風致力于新士風和武士教育，同時壓縮財政開支，以37年為期償還藩和武士借債，以整理借債。緩和專賣政策，減輕租稅,并加強以下關為據(jù)點的藩營商業(yè)和海運活動,獎勵洋學，采用洋式兵術。在肥前藩，藩主鍋島直正在農村實行均田制，推行陶器和煤炭的專賣政策，并鑄造大炮，建筑炮臺，以增強軍備。在中下級武士參與并領導下，以整頓財政和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藩政改革基本上取得成功，奠定了左右幕末政局的經濟和軍事基礎，給予日后的樹立維新政權運動以重大影響。除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外，此時民間各種思想流派出現(xiàn)了大爆發(fā)的現(xiàn)象，而在1853年美國黑船造訪日本后這種現(xiàn)象就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了：當時只有22歲的孝明天皇對一切進入日本的外國人和外國勢力都極為厭惡，并且他也敏銳地意識到在外國入侵的威脅之下自己有望擺脫幕府的控制而獨立發(fā)聲，于是他開始公開表明自己反對外國勢力的立場。此時在日本的地方藩主大名中水戶藩向來以鼓吹尊皇論而聞名日本，既然天皇陛下已表明了反對外國勢力的立場，于是水戶藩不失時機地提出一個新概念：攘夷——就是把一切外國勢力趕出日本的意思。對此有人給出了兩個字的評價：愚蠢，此人名叫佐久間象山。佐久間象山在鴉片戰(zhàn)爭發(fā)生后不久就以魏源的《海國圖志》為藍本寫出一部《海防八策》。該文的主旨是：日本作為一個海洋國家必須要在以后的世界潮流中掌握海權，而當前盡管無法敵過西洋的堅船利炮，但也該有所準備——比如多造炮臺，盡可能不要進口大炮，而采用國產武器等等。

然而思想的大爆發(fā)是一件利弊參半之事——當時的日本形成了四種政治思潮：尊王、佐幕、攘夷、開國。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主張是對國家和百姓最有利的，可有時愛國之心也會成為禍國亂國的根源——由于政見不同當時的日本街頭常有人拔刀互砍。直到一個叫坂本龍馬的土佐下級武士站出來大聲疾呼：”日本的問題不是軍事、經濟的問題，而是團結統(tǒng)一的問題，日本必須用同一個聲音在國際上發(fā)言“。他為實現(xiàn)這一目的而四處奔走，將原本政見各異的各路政治派別凝聚在一起。盡管當他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后就遇刺身亡，但被他凝聚起來的政治勢力推行了徹底改變日本命運的明治維新。明治維新的基本理念是：一、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二、上下一心，大展經綸；三、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須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歷來之陋習， 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日本基于這樣的理念推行了如下措施以期實現(xiàn)富國強兵：1、廢藩置縣——這點我們的老祖宗在秦始皇那時就做了，所以后來戊戌變法中維新派稱日本明治維新為周秦之變，簡而言之就是變分封制為郡縣制以加強中央集權；2、殖產興業(yè)——全面學習西方先進的產業(yè)文明制度。但和西方列強有所不同的是日本更熱衷于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以各種政策為杠桿，用國庫資金來加速資本原始積累過程；3、軍制改革——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當兵打仗是武士階層的事，平民百姓是不能當兵的。明治維新打破了這一界限，面向全社會發(fā)布了征兵令。與此同時引進西洋武器裝備，學習新式戰(zhàn)法。通過明治維新改革，日本奠定了崛起的基礎。和西方列強有所不同的是日本更熱衷于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以各種政策為杠桿，用國庫資金來加速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完成幣制的統(tǒng)一，設立了近代化的銀行等金融機構，公債、股票也開始在日本出現(xiàn)，近代化的新式工廠、礦山異軍突起。政治上日本實現(xiàn)了君主立憲制。經濟上日本由農業(yè)國家逐漸變成了工業(yè)國家。軍事上西式軍隊代替了封建武士，洋槍洋炮代替了武士刀。

日本畢竟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彈丸小國，市場規(guī)模有限，所以其發(fā)展仍是舉步維艱。這時日本想起了吉田松陰的主張——那就是通過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鄰國的侵略來轉嫁自己的發(fā)展危機。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zhàn)爭后通過《馬關條約》侵占我國寶島臺灣；1915年日俄戰(zhàn)爭后日本擴大在我國東北的勢力范圍并取得了南庫頁島；1910年日本通過《日韓合并條約》正式吞并朝鮮半島；一戰(zhàn)中日本對德宣戰(zhàn)，占據(jù)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1931年日本關東軍制造九一八事變，開啟侵華戰(zhàn)爭序幕；1937年日軍發(fā)動七七盧溝橋事變，對中國展開全面侵略；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軍偷襲美軍太平洋基地珍珠港，隨后席卷香港、泰國、緬甸、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以及太平洋上一些島嶼。侵略戰(zhàn)爭的頻頻得手使日本獲得了豐富的物資補給和龐大的商品傾銷市場，加速了日本國內經濟的發(fā)展，但與此同時也激起被侵略國家人民的反抗。二戰(zhàn)后期隨著日本在各條戰(zhàn)線的頻頻勢力日本國內經濟也已達到滿負荷運轉。到二戰(zhàn)日本戰(zhàn)敗投降時其國內經濟已陷于崩潰狀態(tài)：由于糧食的缺乏，只得實行配給制——每人每天限定食用297克的食物，這其中30%是白薯、大豆和豆餅，米面和肉類幾乎快要絕跡了。與此同時在國家的配給制度之外整個日本涌現(xiàn)出了6萬個倒賣各類物資的黑市，黑市上的米價漲到了政府配給物價的130到180倍之間。全國城鄉(xiāng)失業(yè)者高達上千萬，另外還有150萬肺癆患者、200萬戰(zhàn)爭孤兒和1800萬無家可歸者。美國占領當局必須每天向日本提供100萬美元的資助，至少運來6000噸大米才能保證盡可能少餓死人。

然而時光僅僅只過去了十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就開始以每年9%的增長率遞增，從1965年開始到1970年這一數(shù)據(jù)又被翻新為10%。那么戰(zhàn)后的日本是如何從一片廢墟之上重新站立起來的呢？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在工業(yè)化道路上已有近80年的積累，盡管戰(zhàn)爭摧毀了有形的工廠、銀行、學校、醫(yī)院，但卻無法摧毀無形的技術、人才、制度優(yōu)勢。甚至在更早的1850年日本男孩識字率就達到了45%上下，女孩為13%左右，這一數(shù)據(jù)不僅超過了同時代的清朝，甚至也超過了歐美列強。人們腦海中這些無形資源在戰(zhàn)爭保留了下來并成為戰(zhàn)后重建的有力支撐。那么日本究竟是如何具體運用這些無形資源? ??現(xiàn)戰(zhàn)后復興的呢？鑒于日本戰(zhàn)后糟糕的國內經濟狀態(tài)當時東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有澤廣巳提出用傾斜生產方式解決當時日本面臨的困境——利用當時日本還能動用的為數(shù)不多的經濟資源集中于重點行業(yè)領域以期實現(xiàn)質的飛躍，說得通俗些就是就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飯。1946年8月12日當時的吉田內閣在根據(jù)有澤廣巳的傾斜生產方式理念成立了經濟安定本部并將煤炭和鋼鐵列為重點產業(yè)，實行低息優(yōu)先貸款和價格補貼政策：先將全部進口的重油撥給鋼鐵生產部門，再將由此增產的鋼鐵投入分配給煤炭生產部門，以相互促進的辦法以期實現(xiàn)兩個產業(yè)的循環(huán)增長，進而再把生產出來的煤炭和鋼鐵分階段投入其他產業(yè)部門，以擺脫生產萎縮、供給不足的現(xiàn)狀。在這一時期日本盡管在政治上受美國占領當局的管轄，但在經濟政策上卻沒選擇傳統(tǒng)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路線，而是采取了一種介于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和蘇聯(lián)的計劃經濟之間的以國家干預主導為基本特征的統(tǒng)制經濟模式。在日本戰(zhàn)后最早上臺執(zhí)政的兩屆內閣——吉田茂內閣和片山哲內閣都堅持推行傾斜生產方式，試圖以政府的強力干預重振已陷于崩潰境地的日本經濟。在日本戰(zhàn)后百廢待舉的時期這種政府強力干預的行為的確促進戰(zhàn)后的恢復重建工作，然而所有資本投入完全依賴于國家的復興金融金庫，財政壓力自然很大。越來越多的日本經濟界人士開始意識到：這種政府強力干預的模式只能是日本應對迫在眉睫的戰(zhàn)后恢復重建工作的應急對策，真正要實現(xiàn)日本的經濟復興還是要加大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片山哲內閣時期相繼讓著名的經濟學家都留重人、下村治、大來佐武郎、稻葉秀山等人加入內閣，此后日本的經濟學家在日本內閣中開始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對日本的經濟復興顯然是有利的。1947年日本的煤產量比上年增長了28%，達到2932萬噸；1948年原煤又上升到3477萬噸，比上年增長18.6%。與此同時普通鋼材的產量比上年增長了116.3%，機械工業(yè)生產指數(shù)比上年增長了71.3%。

與此同時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lián)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zhàn)對峙格局日益形成，美國決心將日本打造成自己在亞洲封鎖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橋頭堡，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美國對日本的政策由打壓逐漸轉向扶持。這一時期美國對自己的歐洲盟友推行了馬歇爾計劃以恢復振興歐洲經濟，而在日本道奇路線則應運而生：日元對美元的單一匯率被確定為1美元兌換360日元，這一措施從根本上決定了日本經濟的穩(wěn)定。道奇宣布單一匯率后進出口商品實行統(tǒng)一匯率，擴大了日本的進出口貿易，更是有利于日本的出口，為日本的貿易立國奠定了金融基礎。在日本國內經濟學家的傾斜生產方式下生產逐漸恢復了，然而通脹問題又日益嚴峻起來。在道奇路線的指引下通脹被遏制住了，卻帶來了近百萬工人的失業(yè)問題。1949年9月由于英鎊貶值壓迫到日本的出口，于是日元匯率也隨之下跌。這時日本政府開始認為道奇路線已無法解決日本經濟面臨的新問題，因為這時其他國家的戰(zhàn)后經濟復興都已走上正軌，日本卻依然在蕭條的邊緣徘徊，于是日本政府打算放棄道奇路線而改弦易轍，可美國占領當局卻不同意。無可奈何的日本央行和政府只得采取金融緊縮政策，而這使本就不景氣的日本經濟更加雪上加霜。然而就在第二年一切都改變了，因為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了：朝鮮戰(zhàn)爭中美軍的司令部就設在日本東京，日本成為美國海軍、空軍出擊的基地，同時也是美軍軍需物資的中轉補給基地。一時間軍事訂單如潮? ??般涌來，而以船舶、鐵路等為代表的交通運輸行業(yè)則直接在軍需物資的周轉調度過程中被最大限度地運營起來。不難想象這些對當時處于蕭條狀態(tài)中的日本經濟而言將帶來何其巨大的提振。持續(xù)3年的朝鮮戰(zhàn)爭使日本從美國獲得了高達10億美元的“特需”收入，這還沒考慮到駐日美軍以及其他所有外國駐日機構在日本消費所支付的款項。相比直接的經濟收入而言：駐日美軍以及其他所有外國駐日機構需要日本人為其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這就為日本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就業(yè)崗位，就業(yè)的增長又進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內需，從而促進了宏觀經濟的整體發(fā)展。整個朝鮮戰(zhàn)爭期間日本興辦了大量工廠，基本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股票市場也開始回暖，外匯收入猛增，棉紡織品的出口量躍居世界首位。到1951年日本經濟已全面恢復到戰(zhàn)前水平，隨后日本利用從西方國家引進先進技術與設備實現(xiàn)了經濟的加速發(fā)展。

1955年日本農業(yè)取得大豐收，與此同時日本各項經濟指標都已超過戰(zhàn)前最高水平，這一年日本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戰(zhàn)前的135%、工業(yè)產值達到戰(zhàn)前的158%、農業(yè)產值達到戰(zhàn)前的148%、人均實際國民總產值達到戰(zhàn)前的105%。以此為標志日本已走出戰(zhàn)后經濟恢復重建時期，開始真正邁向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就在這一年日本政府公布的戰(zhàn)后《第十次經濟白皮書》中強調：在恢復中求發(fā)展的時代已經結束，從此以后日本的發(fā)展要依靠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于是提倡科技創(chuàng)新的呼聲日益強烈。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在科技教育領域奠定的基礎并沒在二戰(zhàn)中被摧毀，相反在戰(zhàn)后日本進一步強化了自己在科教領域的實力——義務教育從六年提高到九年，到70年代日本的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已達到100%、高中入學率達到97%、大學入學率達到30%。日本在科教領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為日本經濟的進一步振興提供了人才優(yōu)勢。1961年12月27日當時的池田內閣正式通過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一計劃的核心在于：以10年為期限力爭使日本國民的收入在進入70年代時比60年代初增加1倍以上。這一計劃的提出和實施極大提升了人們的勞動工作熱情。戰(zhàn)前日本的工人曾在財閥的盤剝克扣下一天辛勤工作十幾個小時，卻連維持他們和家人基本生活的食物都無法獲得；然而在1945年12月22日終于可以組建自己的工會組織，1946年9月27日他們獲得了罷工的權力并且企業(yè)主不再能隨意開除他們，1947年9月1日他們獲得了最低工資保障和對最長勞動時間的限制性規(guī)定。戰(zhàn)前日本的農民曾不得不在地主的田地上揮灑汗水，滿懷憧憬地渴望獲得一塊屬于自己的土地；1946年10月21日國會通過的《土地改革法案》在一夜之間不流一滴血、不殺一個人就使所有無地農民都獲得了真正屬于自己的土地。隨著經濟的發(fā)展日本開始完善各種國民社會福利保障，這一切大大提升了日本人民的工作積極性，到1968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聯(lián)邦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

進入70年代后日本已在造船、電視、半導體、汽車等產業(yè)領域超過美、蘇、德等國而居于世界首位，在合成橡膠、合成纖維、合成樹脂、新聞紙等領域居于世界第二，鋼鐵、化肥、水泥、毛線等領域位居世界第三。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日本國民在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的基礎上每年可以拿到多于4個月工資的獎金，彩電、冰箱、空調、洗衣機......都在這時進入了普通家庭。這一時期日本的經濟發(fā)展正經歷著急劇的轉型：在此之前日本主要是以勞動密集型的制造產業(yè)為主，這一時期日本開始著力發(fā)展以電子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yè)，為此日本明確將科 技立國作為基本國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的數(shù)控機床在全世界機床總數(shù)中的比重已達到52.7%，日本的機器人數(shù)量占全世界擁有量的70%。進入80年代后國際形勢的發(fā)展使日本呈現(xiàn)出一枝獨秀的面貌：蘇聯(lián)由于阿富汗戰(zhàn)爭以及美蘇軍備競賽，加之東歐諸國劇變，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美國則在經過1980年代中期的經濟周期后逐漸走入低谷：住房金融產業(yè)出現(xiàn)危機，社會信用危機日益嚴重。此外經常性國際收支趨向平衡，但國內經濟持續(xù)低迷，失業(yè)率也不斷上升，財政赤字創(chuàng)下歷史紀錄。當美、蘇兩極都走上下坡路的時候日本經濟卻一路高歌猛進，日本人甚至在討論買下整個美國的話題。這時出現(xiàn)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號，全體國民預感到“日本的時代”即將到來。當日本人熱衷于探討買下整個美國的話題時他們可能忽略了一點：美國是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全方位的霸主，美國甚至在日本本土駐軍，這意味著美國完全可以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憑借自己更為雄厚的政治軍事實力逼日本就范。與此同時即使單純就經濟實力而言：盡管日本經濟一路高歌猛進，甚至已威脅到美國的地位，但這只是面上的事，不要忘了美元始終是國際結算貨幣，而國際貿易市場也處于美國的掌控之中。在全世界擁有政治、經濟、軍事全方位霸權的美國很快拉攏英、法、德等主要經濟大國一同打壓日本經濟，再加上日本經濟自身固有的結構性矛盾終于導致其泡沫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的破產，日本由此進入了失去的二十年。

Hash:97c1aedf94790dff041c275f8f42c6c2a483cd73